1888年，山东一乞丐讨饭28年，攒下230亩良田、3800吊钱，盖了一豪华宅子。没想到，49岁的他穿着破烂衣服，挨家挨户磕头：“求求你，跟我走吧！我帮你干活！”可村民却将他赶出门：“去去去！哪有这好事！”
他死在一条安静的走廊里，身边没有亲人，只有几个刚念完书的孩子端来一碗水。那是1896年，武训58岁，穿着一辈子没换下的破衣裳，闭上了眼睛。
出殡那天，三县的官绅百姓自己涌上来，白茫茫的人潮塞满了柳林镇的土路。一个讨了半辈子饭的叫花子，凭什么让上万人给他送葬？这事得往回数四十年。
1838年，武训生在山东堂邑县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排行老七，爹娘连个像样的名字都顾不上取，就叫武七。七岁爹病死，娘带着他挨门挨户讨吃的。讨着讨着，娘也没了。
十四岁去投奔舅舅，喂猪、挑水、看园子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，足足三年。等他要工钱，舅舅摸出一本账，说他倒欠东家的，叫几个人把他摁在地上一顿毒打，扔出了门。
武训爬进一座破庙，瘫了三天，没吃没喝。他身上疼，心里更疼。他躺在砖地上把事想透了——不识字的人，命攥在别人手里，账本翻一页就能把你榨干。他爬起来对庙里塌了半边的神像磕了个头：这辈子，要让穷人的孩子念上书。
那年他二十一岁，手里只有一个破铜勺、一条布口袋，开始攒钱。攒钱的办法五花八门。他给人推磨、割麦、扛大包，挣一个铜板是一个。他在街市上当众倒立、翻跟头、学驴叫，谁看乐了扔几文钱，他就捡起来。有一回把辫子剪了半边，卖掉换了几百文。
讨到好饭好菜，他拿去换成粗粮和铜板；讨到布鞋衣裳，也全数变卖。钱缝进贴肉的棉袄夹层里，自己啃长了绿毛的窝头，喝别人倒掉的菜汤。夏天赤脚走烫路，冬天裹条破麻袋在桥洞底下缩一夜。
这样的日子，过了二十八年。武训没吃过一顿饱饭，没穿过一双囫囵鞋，更没动过娶媳妇置房产的心思。他一分一厘地攒，攒够了就买地。地越买越多，钱越积越厚，到了1888年，他名下已经有230亩田和3800吊钱。
这一年他四十九岁，在柳林镇东门外起了一座大宅子。青砖到顶，厅堂宽敞，乡邻们远远望着，都猜这乞丐走了狗屎运，要当老爷享福了。宅子落成，武训挂上匾：崇贤义塾。四乡八村这才知道，他攒了半辈子的钱，是用来盖学堂的。
学堂有了，得有人来念。武训挨村挨户去求，见人就跪。不是做做样子的跪，是真跪。膝盖跪破，血痂磨烂，脓水顺着裤腿往下淌。人家不信——一个叫花子办学，天底下没听过这种事。
有泼脏水的，有放狗咬的，有拿扫帚往出轰的。他不恼，爬起来去下一家。求人送孩子来念书，不收一文钱，东家若缺劳力，他白给干活。就这样磕了两个月的头，真磕来了五十多个孩子。
学堂开了，他转头去请先生。听说寿张县有位崔举人品学兼优，他跑去跪在人家门口。一天一夜不吃不喝，额头在石阶上磕出了血印子。崔举人出门看见，骇了一跳，问他要干什么。
武训叩头说：请先生去给穷孩子教书，我一辈子记您恩情。崔举人当场应下来，分文酬金不要。武训又拿高薪聘来其他几位先生，安排他们住正房，自己贴着院墙搭了个草棚子，照旧吃剩饭、穿破袄。
崇贤义塾立住了，武训又出发了。他继续乞讨，继续攒钱，铜板一个个往怀里塞。1890年，临清杨二庄办起第二所义塾。1896年，御史巷办起第三所。三所学校同时运转，学田积到300多亩，一批批光着脚丫的穷孩子坐在屋里咿咿呀呀念书认字。
武训管学堂有一套。他不识字，就隔着窗户听。先生教得勤，他进屋就跪；学生贪玩打闹，他也跪，眼里淌泪说：爹娘送你来不容易，不好好念对得起谁。
孩子们一听，抱着书本哭，从此再不敢胡混。有人劝他，你如今有产业有名声，好歹成个家，换身干净衣裳。他摇头，说义学还差得远，顾不上自己。
他终究什么也没顾上。1896年4月，武训讨了一天饭回来，靠坐在御史巷义塾的廊柱下歇脚。学生递上一碗水，他喝了几口，慢慢合上眼，再也没睁开。身上是那件补丁摞补丁的破袄，怀里还揣着当天讨来的几枚铜钱。
消息传开，临清、堂邑、馆陶三县的百姓自己赶来了。送葬的队伍从柳林镇东门一直排到崇贤义塾东侧的茔地，万把人的哭声把唢呐声都盖住了。清廷后来颁下匾额，赐黄马褂，授“义学正”衔，建牌坊刻“乐善好施”。一个叫花子的名字写进了《清史稿》，那是整部正史里，独一份的乞丐列传。
他没娶过妻，没留下儿女，没穿过一件不带补丁的衣裳。但他留下三所学堂，几百亩学田，和成千上万个从大字不识到能握笔写字的穷孩子。后人不再叫他武七，叫他武训——那个靠跪和讨，把路铺在别人脚下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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